在封建社会中，“诛九族”已经是非常残酷的刑罚了，但在大明王朝的历史上却发生过骇人听闻的“灭十族”的惨案。永乐皇帝朱棣曾史无前例地下令灭了方孝孺的十族，这第十族就是方孝孺的朋友和学生。朱棣一共杀了873口人，随着他一声令下，这些人被一个一个拉到方孝孺面前当着他的面处死，最后朱棣又下令把方孝孺拉出去凌迟处死。堂堂燕王，后来的永乐大帝为什么会如此残忍？杀了方孝孺的所有亲戚、朋友和学生，之后又把他凌迟处死？朱棣为什么会跟一个普通书生如此过意不去？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
建文元年，由于建文帝削藩，引发了朱棣的“靖难之役”，他觉得皇帝被人控制了，于是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这场战争。随着朱棣大军打到南京，建文朝的大部分大臣眼看大势已去，于是纷纷夹道欢迎燕王。此时皇城一场大火，建文帝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建文重臣，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和文学博士方孝孺也都不见了。
朱棣入城后，下令包围南京，令他十分恼火的是，自己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这场战争，可是到头来，皇帝和所谓的那帮奸臣都不见了，这让他这个皇帝怎么能做踏实？于是朱棣下令搜捕他们，不一会儿就有人来报说抓住了方孝孺。方孝孺怎么会这么快就被抓到？其实方孝孺根本就没跑，他在忙着派人出城报信去搬救兵，只是他派出的人一出城就被燕军俘虏了。方孝孺望见皇宫失火，得知了建文帝殉国的消息，于是穿了一身重孝来到皇城的大门口，嚎啕大哭，祭奠建文帝。方孝孺就是这个时候被抓的，可以说他是自己送上门来的。
展开剩余89%虽然这个方孝孺只是一个翰林侍讲，文学博士，但他是建文帝十分倚仗的重臣，建文帝对他可谓言听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建文帝的帝王师。朱棣听说抓住了方孝孺，十分高兴，可他一开始并没有想杀方孝孺，他最恨的是齐泰和黄子澄，因为在整个过程中就是这两个人鼓动建文帝削藩的。不过朱棣也不会放过方孝孺，因为在整个“靖难之变”中，方孝孺都与他不共戴天。
首先，建文帝讨伐朱棣的檄文都是由方孝孺起草的。方孝孺文采很好，文笔犀利，朱棣每次看到这些檄文都恨得咬牙切齿；其次，方孝孺三番五次地识破了燕王的计谋。建文三年，政府军出其不意，在河北正定断了燕军的粮道。燕军被断了粮道，军心大乱，于是朱棣派前线指挥使武胜到南京请求建文帝撤兵，他说如果建文帝撤兵，那他们也撤兵不打了。建文帝刚想同意，结果方孝孺站出来指出这是朱棣的缓兵之计，他告诉建文帝不能撤兵，应该乘胜追击。建文帝觉得他说的有理，于是杀了武胜，表明自己与朱棣势不两立；另外，方孝孺还曾给朱棣使过一招离间计。他知道朱棣的两个儿子朱高炽和朱高煦不和，老大朱高炽为人宽厚，老二朱高煦阴险狡诈，但朱棣喜欢老二。方孝孺建议建文帝以皇帝的名义任命老大朱高炽为燕王世子，老二朱高煦对此肯定不服，从而让他们两兄弟自相残杀。建文帝觉得此法甚妙，于是照办了。然而等建文帝册封的信件一送到，朱高炽都没打开就送去给了他的父亲，这样方孝孺的离间计因此也没得逞。但是朱棣看后大怒，想不到方孝孺一个书生竟然这样阴险！
虽然方孝孺多次得罪了朱棣，他也对方孝孺恨得咬牙切齿，但朱棣开始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更不会灭他的十族。朱棣好不容易抓住了方孝孺，为什么又不想杀他？
在我看来，朱棣抓到杀方孝孺但开始并不想杀他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信守承诺。信守什么承诺？朱棣有一个很重要的谋臣叫姚广孝，他之于朱棣就好像刘伯温之于朱元璋，朱棣对他可谓言听计从。朱棣在出征前，姚广孝曾对他说：“大王啊，您出征南下打下南京后，南京城里的方孝孺一定不会投降，我恳请您千万不要杀他，否则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就绝了。”姚广孝这么说未免太夸张了吧？一个方孝孺在当时影响有这么大？
姚广孝这么说还真有他的道理，这个方孝孺在当时确实是一流的人才。方孝孺是浙江宁海人，他的父亲方克勤曾任山东济宁知府，是个好官，后因受“空印案”牵连被杀。方克勤祖上三代从儒，先父曾为鄞县教谕，所以方孝孺自幼生长在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很注重让他读书，后来更是让他师从明初文坛大家宋濂学习。宋濂的众弟子都说自己不如方孝孺，宋濂本人也很欣赏他，夸赞他是群鸟之中的孤凤。
第二是为己所用。朱棣“靖难之役”胜利之后，过几天要登基当皇帝了，于是他问众人让谁来起草登基诏书最好。结果满朝文武异口同声地推荐方孝孺，他们可能觉得如果方孝孺起草了这个诏书，那就表明他顺从了朱棣，就能减轻他们在道德上的压力。众人一致推荐方孝孺，让朱棣感觉到方孝孺在士人中的影响真的很大，如果能让方孝孺起草这个诏书，无疑很有利于他招降天下士人，有利于他的统治。于是朱棣下定决心，一定要招降方孝孺。
但是无论朱棣的手下如何劝说方孝孺，他都不为所动，誓死不降。朱棣心想：看来我得自己亲自出马了，我还就不信了，我软硬兼施，就不信你不降。于是朱棣让人把方孝孺带到朝堂上来，可是人还没到，哭声先到了。等到朱棣看到方孝孺被带上殿，气坏了，因为他穿了一身斩衰上殿。“斩衰”是晚辈给长辈戴的重孝，是“五服”中最重的丧服。“斩”表示不缝缉，丧服的上衣叫“衰”，“斩衰”是用最粗的生麻布制作，衣旁和下边不缝边，以表达自己的极尽哀悼。
方孝孺是在祭奠建文帝时被燕军抓获的，所以他这身斩衰是为建文帝穿的。朱棣看到后大怒，于是命锦衣卫把方孝孺的衣服扒了，强行给他换上朝服，然后从榻上下来，走到他面前，亲切地对他说：“先生，你这是何苦呢？我不过是在效仿周公辅佐成王啊。”
你还别说，这个骄狂粗鲁的燕王也会引经据典。“周公辅成王”是指周武王的弟弟周公辅佐武王的儿子成王的典故。周公本名姬旦，是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武王在建立周朝两年后病死，诸侯们一听周武王死了，纷纷起来造反。年幼的成王弹压不住他们，于是周公出来开始辅佐成王，以成王的名义带兵去镇压各路叛乱。经过七年的努力，终于成功平叛，把周王朝的统治稳定下来。等到成王满二十岁的时候，周公又把政权交还给了成王。
方孝孺当然了解这个典故，听朱棣这样说，于是他冷冷地问：“呵呵，那成王呢？”朱棣说：“他放火把自己烧死了。”方孝孺又问：“建文帝死了，你怎么不辅佐他的儿子？”朱棣说：“治理国家得成年人。”方孝孺接着问：“那你怎么不辅佐他的弟弟？”这下问得朱棣一下子哑口无言了，最后他回答道：“这是朕的家事，就不劳先生费心了！”
朱棣这样回答谈及了一个关键问题，他和建文帝争夺皇位到底是他们的家事，还是国事？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建文帝朱允炆是朱元璋的孙子，所以朱允炆是朱棣的亲侄子，两个人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他们俩争夺皇位，就好像家长死了后人争夺财产，这本来就是人家的家事，能轮到别人操心？朱棣这样说，一下就让方孝孺等人的反对和抗争失去了合理性。但在方孝孺这些南方士人的眼里，朱允炆代表着儒家的仁政理想，朱棣代表着暴政，他们两个人的矛盾，实际上是仁政和暴政的冲突。
既然朱允炆代表仁政，是正义的，那他怎么就被代表“非正义”的朱棣打败了？换句话说，“靖难之役”，建文帝为什么会失败？
我认为，建文帝“靖难之役”失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建文帝不切合实际的理想。建文帝出身富贵之家，没有经历过战争，他的很多想法都不太切合实际。比如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议，实行一些复古的政策，甚至想恢复周朝的“井田制”，这真的很不适合现实，毫无意义。
其次是建文朝的文臣误国。建文帝即位后，迅速结束了祖父朱元璋时期的尚武之风，起用了大量文臣。因为其身边文人居多，所以被人们称为“秀才朝廷”。但是这些文臣给建文帝出了不少馊主意，正是他们使建文朝在和朱棣的争斗中走向了失败。
文臣误国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是操之过急。建文帝刚登基三个月就开始削藩，这就给了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理由；另外，朱元璋在世时，朱允炆曾和爷爷讨论过如果日后叔叔们谋反该怎么办，当时朱允炆设计了五个步骤：第一步是用道德感动他们的心，第二步是用礼法约束他们的行为，第三步是削减他们的封地，第四步是改他们的封地；如果以上四步都无效，再用第五步，动武。对此朱元璋还颇为认可，可是当朱允炆登基后，前四步他全然忘了，直接实施第五步——武力镇压。
文臣误国的第二个表现是过于轻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轻视了藩王，尤其是燕王的势力。建文帝曾经问大臣们，如果各地的藩王造反怎么办？黄子澄回答说：“那些藩王手下的兵都是些护卫，只够他们自己保命，如果谁敢造反，你动用全国的兵去打他，一定能取胜，你看西汉时的‘七国之乱’，七个国家都很强大，最后还不都被灭了？”建文帝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显然，他们都没把各地的藩王放在心上。
文臣误国的第三个表现是放走人质。建文帝即位不久就开始了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先后或被贬为庶人，或被杀，同时又以边防为名削减和调离燕王的精兵，监督燕王的行动，准备削燕王的藩。这时朱棣突然病倒了，为什么呢？因为那年五月是朱元璋的忌日，作为儿子，朱棣必须得去南京祭拜父亲，他敏锐地感到，朝廷要对他下手了，这会儿去肯定是有去无回，于是朱棣就病了，显然，他这病是装的。儿子去不了了，朱棣就让他的儿子代他去南京祭拜爷爷。朱棣派他的三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和朱高燧一起去南京，以表明自己没有异心。
我觉得朱棣此举真是昏招，你想想朝廷已经在削藩了，你这么做不是给人家送人质吗？当时齐泰建议建文帝把朱棣的三个儿子扣住，作为人质要挟他；但是黄子澄坚决不同意，他说这样做是打草惊蛇，建议建文帝把朱棣的三个儿子放回去。最后建文帝竟然采纳了黄子澄的建议，把他们三个放回去了。试想一下，你已经削减了五个藩王了，再这样做不是掩耳盗铃吗？就这样，建文帝错失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文臣误国的第四个表现是荐人不当。朝臣们向建文帝推荐年过花甲的耿炳文带兵北伐，结果在大名被燕军打得落花流水。过后黄子澄劝建文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又给他推荐了李景隆。这个李景隆就是个草包，他带兵与燕军交战，手下几十万将士几乎全军覆没，后来朱棣打到南京，他看大势已去，竟然主动打开了城门。
文臣误国的第五个表现是坐失良机。建文四年的六月三日，朱棣已经率军过了长江，这时候有人劝建文帝先离开南京，以图后效。但此时方孝孺却站出来劝建文帝要留守南京城，等待援军的到来，即使之后战争失败了，那皇帝也要坚守南京城，与社稷共存亡。关键是这么烂的主意，建文帝居然还听了，从而错失了转移的最佳机会。十天以后，朱棣包围了南京，皇城一场大火，建文帝生死不明，不知所踪。
然而，这个时候讨论朱棣和建文帝之间的矛盾是家事还是国事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此时方孝孺已经成了朱棣的阶下囚，朱棣想杀他易如反掌。但是开始朱棣并没有想杀他，他心想方孝孺也许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写这个诏书，于是命人把笔塞给方孝孺让他写。方孝孺说什么也不肯写，朱棣就威胁他说：“你就不怕我灭你的九族吗？”方孝孺义正言辞地回道：“即使你灭我的十族又怎样！”说完又接着骂，朱棣让他闭嘴，他不听，还继续骂。于是朱棣让人用刀把他的嘴划开，方孝孺的骂声是停止了，但喉咙处却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吟和愤怒的隆隆声。朱棣因此彻底失去了理智，他一声令下，命令手下把方孝孺先关起来，然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和他有关的人。
其实等到把方孝孺的十族都凑齐了之后，朱棣还抱一线希望，还想进一步劝降他。朱棣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地推到方孝孺面前，以他们的性命相要挟，让方孝孺写诏书。可是方孝孺坚决不答应，就是不写。面对着八百多条人命，方孝孺为何会如此“铁石心肠”？
我认为方孝孺誓死不降朱棣原因有三：第一是“忠臣不事二主”观念的影响。臣子对君主必须忠心不二，必须一生只侍奉一位君主，这是传统社会统治者极力推崇的臣子必须恪守的道德底线。如果臣子贪生怕死、卖主求荣，那会遭到世人和后人耻笑的。
第二是回报君主的知遇之恩。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的时候，曾有人推荐方孝孺，朱元璋看他才华横溢，举止儒雅，是个人才，所以很欣赏他。可是方孝孺跟朱元璋刚猛治国、乱世用重典的治国理念不同，所以朱元璋对太子说，现在还不是用方孝孺的时候，于是送了一份厚礼，打发他回家了。十年之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又有人推荐方孝孺，他因此被召到朝廷，被授予汉中教授之职。这其实也不算什么官，就是负责每天给众儒生讲学。在洪武年间，方孝孺除了生计上有些保障，但在理想上丝毫没有实现。可以说，在洪武朝，方孝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
但是朱允炆上台之后，方孝孺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建文帝一改祖父的执政理念，重视文治。他早就听说过方孝孺，所以一上台就把他从陕西调到了南京，任命他为翰林侍讲，然后又任命他为文学博士。应该说，建文帝很器重方孝孺，方孝孺也一心服侍建文帝，君臣二人的关系非常融洽。这种君臣关系是古代士大夫们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士为知己者死”，是士大夫们极力追求和认可的一种精神。方孝孺被建文帝充分信任，他一定会以死回报之。
第三是坚守自己的理想。方孝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一次，他家里断粮了，他老婆问他怎么办，不想他却跟他老婆说：“这有什么，古人三十天才吃九顿饭，穷的又不是只我一个。”这显然是儒家安贫乐道的思想境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却亲身经历了父亲方克勤因“空印案”被杀，亲眼目睹了恩师宋濂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案”，被流放茂州，途中病逝于夔州。
长辈被杀，被冤枉对方孝孺的影响极大，但这并没有让方孝孺与朝廷不合作，反而更坚定了他主张仁政。面对朱棣，他想起了被冤枉的父亲和恩师，朱棣太像他的父亲了。在方孝孺眼里，朱棣是暴政的象征，所以他誓死不会投降朱棣，不会写这个诏书的。
可是方孝孺不写诏书，朱棣杀人就不停止，朱棣把方孝孺的亲戚、朋友和学生一个一个推到他面前处死。当把方孝孺的弟弟方孝友推到他跟前，方孝孺再也忍不住了，泪流不止。
面对即将被处死的下场，方孝友并没有惧怕和埋怨，他对着方孝孺作了一首诗，诗曰：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这首诗虽然很短，也很通俗易懂，但却抒发了弟弟对哥哥的深情，也表达了对哥哥的理解和支持。
听到弟弟这样说，方孝孺释怀了，他写下一首绝命诗和弟弟和道：天将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贲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乎哀哉兮庶不我尤。方孝孺的这首诗写得很古朴，意思说上天降下灾难谁知道是什么缘由，君主失去国家是奸臣的计谋，忠臣只能血和泪一起流，呜呼哀哉啊，不要埋怨我呦。
等到这八百多人都被杀了以后，方孝孺被推到聚宝门，也就是现在的中华门外凌迟处死了。方孝孺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当得知朱棣要灭他十族后，上吊自杀了；方孝孺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在押解的途中投秦淮河而死；这一过程中，坐牢、充军、流放的人数多达数千个。建文朝失败了，朱棣上台，方孝孺想到了残酷的暴政，他的“仁政”理想不可能实现了，所以他绝不可能苟且偷生，只有杀身成仁，舍身取义。
方孝孺之死的确是轰轰烈烈，每当我们读到方孝孺被处死这段历史时，都会感到十分震撼，都会对他视死如归的精神由衷感到钦佩和敬重。不过话说回来，方孝孺面对的毕竟是王室之间的同室操戈、自相残杀，是皇室内部的争权夺利，这就让他的死为之逊色，所以方孝孺之死是无法和文天祥之死相提并论的。
更加令人深思的是，一个人的名节，一个人的理想，与八百七十三条人命相比孰重孰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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